“作为记载史实的历史学家，又作为热爱人类，希望引导人类走向完美的人，不可能给伟大的人物作传。”

茨威格传记文学中传主的选择，其倾向性、目的性、寓意性是极其鲜明突出的，与其和平主义理想、人道主义情怀和世界公民信念是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03 尽可能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传主材料，并对材料保持存疑态度，用公正客观的态度追根溯源，挖掘事实

茨威格认为，传记作者要像警察一样，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材料，去询问那些同时代的人，甚至要到现场去，试着找到蛛丝马迹，尽可能揭露事实。

但是，时代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唾手可得，而是必须挖掘，要把堆积在它上面的那些谎言和歪曲的垃圾统统清理掉，它才能显露出来。

在茨威格看来，传记作家首先应尽可能搜集材料，挖掘真实情况。茨威格为了写作“巴尔扎克”，几十年都在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搜集有关资料。茨威格的住宅简直就是一座巴尔扎克博物馆、档案馆，到处都是有关巴尔扎克的专论、资料。

在传写文学艺术家时，茨威格既搜集相关资料，还认真阅读作者的作品，他在谈到《三大师》时就说“这三篇文章以对作品的了解为前提”。在面对丰富而大量传记材料时，茨威格始终坚持对材料“存疑态度”和尽力进行验证，而且他严格遵守一个原则：

“决不采用任何一个由刑讯、恐吓或逼供得到的证词，一个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决不会认为屈打成招的供词是真实可信的。同样，对密探和使臣的报告，作者也是在经过极其慎重的选择后才偶尔采用，并对每一份文件都取存疑态度。”

茨威格告诫人们读历史不能深信不疑，而是应当好奇般地加以怀疑，因为看来是铁面无私的历史依旧屈从于人类对传奇和神话的强烈爱好——它有意和无意地把少数几个主角加以英雄化，而把日常生活的主角，第二流和第三流的英雄人物推到黑暗之中。因此要对它加以验证和把它本来的工作恢复到它的历史标准。

比如，苏格兰女王《玛丽亚·斯图亚特》“生活中的谜常常是矛盾的”，没有哪一位贵族女性像她那样众说纷纭，她被人们视为“欧洲历史上最美的贵族女子”、“不列颠历史上最不幸的统治者”、“天生的坏女王”、“爱情狂徒”、“弱智的宫廷阴谋家”、“坚定的天主教殉道者”、“谋杀亲夫的冷血奸妇”等等，角色反差如此之大，评价如此之矛盾，并不是有关她的史料缺乏，恰恰是因为资料太多了。

茨威格在写作《玛丽亚·斯图亚特》前，面对大量的、互相矛盾的资料，他以质疑的态度，认真而慎重地审视那些成千上万的文件、信札、报告和审讯记录的。并且茨威格还认为，人的天性本来就是如此：

处在两种人、两种思想和两种世界观之间争论存在还是毁灭，几乎都摆脱不了诱惑，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不是承认这个对就是承认那个不对，不是认为这个有罪就是认为那个无罪。

因此，茨威格多次强调面对有关传主的众多资料，应该尽可能公正、客观而无先入之见地追根溯源，弄清事实的真实原委。同时，茨威格还认为描写人是很不容易的。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个谜，不仅别人猜不透，自己也猜不透。

所以，进行传记文学创作就必然要对有关传主的众多资料进行判断、选择。茨威格对材料的判断、选择，则往往是从传主心理、性格逻辑来决定资料的选择与取舍的。

比如在传写《玛丽亚·斯图亚特》时，茨威格认为“那些十四行诗以及大部分‘首饰盒信件’是真实的”，因为他是经过严格的审核、考究才这样认为的。

04 在具体的写过过程中，大量删减，善于舍弃，力求精炼

同时，茨威格还认为决定取舍的根本准则，便是那种行为在心理上是否符合整个性格。

在人物传记具体的写作过程中，茨威格则往往是先把能够使用的资料都写进作品中，再修改删减，大胆舍弃，力求精炼。他说：

“在写作一部传记作品时，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供我使用的文献资料上的细节利用起来。”

如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写作过程中，为了确定她个人的开销，茨威格把她的每一笔账目都核对过，他曾研究了当时所有的报纸和小册子，仔细查阅了诉讼的所有卷宗。

茨威格无论是写作人物传记，还是创作小说、戏剧，他都一贯反对繁琐冗长，主张简明扼要，追求轻快流畅。

在传记里，任何冗长烦琐、空洞铺张、晦涩朦胧、含混不清、不明不白，以及一切画蛇添足之处都会使他感到烦躁。

文章来源：《西部广播电视》 网址: http://www.xbgbds.cn/zonghexinwen/2022/1209/1694.html